简述作物栽培业的特点（作物栽培学论述题）

现代作物栽培技术的起源

　　作物品种选育与栽培技术创新，至今仍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重要途径，推广应用新品种及其栽培新技术至今也是提高作物产量水平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而农作物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的形成则源于植物品种驯化。所谓植物品种驯化就是在与植物原生长相似的自然环境条件下选择适宜栽培的植物种子，并通过除草及施肥等手段使植物能够正常生长发育并形成种子或果实，使种子在相同自然条件下能重复栽培进入大面积农业生产的过程。由此可见，大田生产的作物或庄稼实际就是被驯化培育成的栽培植物，植物品种驯化中选择适宜播种期、确定合适的播种深度、以及刀耕锄草就是人类认识自然和顺应气候变化规律而摸索取得的经验技术。而我国顺天时，量地利及天人合一的古代农耕思想及现代作物品种选育思想方法的形成，无疑均源于原始农业植物品种驯化。因此耕种帮建议作物栽培思想技术是在植物品种驯化过程中形成的，现代作物杂交育种方法无疑是人类对自然选择认识进步的结果。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8000年，人类开始了由采集业向种植转化的漫长历程，随着采集与狩猎工具由古人类粗制的石器工具走向打磨制作的石刀、石铲和石斧等工具，人类开始定居并驯化植物。考古研究发现在公元9000年～8000年约旦和叙利亚的西部和北部就开始了原始农业，而公元8000年～6000年就有了定居的农村，并种植和养殖家畜，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叙利亚北部居民曾采集过野生小麦和大麦；而美洲的印地安人在公元7000年已开始种植玉米，后又培育了甘薯、马铃薯、花生等现在世界上引种的作物。我国在公元7000年～5000年，长江、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水稻、谷子，并饲养猪、狗、羊等家畜。

　　生产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大约在1万年前，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出现了原始农业的雏形，人类从采集过程找到了适宜种植谷物的种子，从单纯猎取野生动物，采集野生植物籽粒，发展到对某些野生动物和植物进行驯化，动物饲养和植物种植技术由此产生。

　　现代作物栽培技术是古代农业思想和栽培技术的衍生和发展，而古代农业技术思想则源于源于原始农业植物驯化。在1万年前，人类祖先依靠棍棒、石器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果实为生，但随着人类祖先人口增加和不断猎取，即使扩大捕猎范围也无法满足食物的需要，猎物与野生果实不足迫使人类祖先不得不改变获取食物的原有方式。

　　由于人类祖先在采集和渔猎时期的长期采集活动中，已有了四季寒热变化与植物生长关系的感性认识，同时从观察自然生长植物脱落在地上的种子，或丢弃在居住地周围土壤的野生植物种子和果实残余，在一定季节土壤湿度条件下同样可以发芽、生长发育和开花结果的自然过程中获得了经验认识，因此这种认识自然反过来促进了人类祖先植物品种驯化思想的产生。虽然那时他们并知道被驯化植物的光温特性，更不知道植物生长稳定的初始温度和植物生长发育结实所需积温，但他们通过不断观察和不断实践，自然形成了只要在合适的季节选择合适的时间埋放野生植物种子在土壤中，植物种子必然能完成生长发育过程而结实的经验认识，据此掌握了适宜播种期，适期播种思想不仅发展成为古代顺天时的农学思想，也成为现代栽培学的核心思想内容。

　　人类祖先驯化植物感性认识的形成揭开了原始农业的序幕，促进了种植工具的产生与改善。最初人类只能将种子撒在地面听任其自然生长，既不进行耕作，也不施肥和中耕。经过不断实践观察，人类逐渐认识到植物种子只有埋在适宜深度湿润土壤才能有较多苗出土，同时也认识到土壤水分和降水对植物出苗和生长发育的重要性后，他们开始木棒、石器等简单工具埋放种子于一定深度土壤以保证获得较高的出苗率，这种通过石器埋放种子一定深度保证出苗的原始耕作思想技术，在进入铁制耕作工具为标志的古代社会，被发展成为具有深远意义的我国古代精耕细作农业技术。

古代农耕思想技术

　　古代农业是原始农业和近代农业中间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在西方，原始农业社会进入古代农业社会被认为始于奴隶制的希腊、罗马时代；而中国则认为发端于春秋战国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国内外社会学者通常以农业工具的进步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准，即认为古代农业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炼铁业的产生和手工制造的铁木制工具的制造与应用，但事实上，铁制工具的产生与应用是原始社会刀耕火种思想的自然进步和深化。

　　古代农耕思想源于原始植物驯化。原始农业植物驯化所使用的工具十分粗陋，所施加的农业技术也十分简单，但原始农业植物品种驯化思想和技术孕育并产生西欧农业地力补偿学说思想和中国古代农学思想。

　　在罗马帝国时期，古罗马人就有了新开辟的土地种植几年后地力下降，施用牲畜、鸟兽的的粪便可使土壤肥力得到恢复认识，这种思想认识后来发展成为李比希矿质营养学说。我国古代农学家则从分析原始农业植物品种驯化中植物、环境及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认识到，自然环境中的光、温及降水具有一定的变化规律，而植物也有各自的光、温等特性，人虽然无法改变自然规律，但在农业生产中，人可以通过选择植物适宜的播种期，也可通过耕作积蓄自然降水和播种深度保证植物多出苗，并可通过除草和施肥的方法使植物生长旺盛。这种思想经过漫长的生产实践完善，便发展成为我国古代农学思想，即顺天时，量地利及天人合一的作物栽培思想，从此始终贯穿在我国历代生产之中。

　　古代农学思想“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的论述在《齐民要术》中有所记载，其释义是顺应天时，衡量地利，遵循自然规律，就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审时”篇中就有古代农学思想的论述，“凡农之道，厚之为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反映的就是顺天时的农学思想，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形成使人类开始了由采集业向种植业的根本转变。原始农业中的适时播种就是顺应天时思想的感性认识。元代王祯《农书》“垦耕”篇中也同样论述了顺应天时道理，“天有阴阳寒燠之异，地有高下燥湿之别，顺天之时，因地制宜，存乎其人。”可见古代农学思想就是对人类先祖早期气节与植物生产关系感性认识基础上模仿植物跌落种子自然生长发育过程驯化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

　　古代农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即天、地、人相统一，而天、地、人分别指天气条件、土壤条件和人为因素。先秦《吕氏春秋》（约公元前214年）“审时”篇在论述作物生产时写道：“夫家，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其意思是庄稼靠人来种植，但庄稼却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养育庄稼使之成熟还得靠天，反映的则是人协调天、地的思想。古代农业人协调天、地促进植物生长的思想，无疑是原始农业植物品种驯化如播种深度、刀耕集纳雨水以及施肥经验活动的理性认识。正是这种理性认识促进了我国古代适时耕、耙、耢、适时播种、施肥、中耕除草、及时收获、秋耕秋翻及轮作倒茬传统精耕细作栽培技术的形成。如西汉《氾胜之书》在论述农作物栽培基本环节时写道：“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收”，其作物栽培思想已成为现代作物栽培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古代农作物栽培技术

　　原始农业植物品种驯化把野生植物驯化发展成为现在大田种植的小麦、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在以后栽培上千年的栽培过程中，不仅孕育产生了古代农学思想，同时也形成了古代农作物栽培技术。所谓农作物栽培技术就是指生产者从播种前开始，在协调栽培作物个体和群体从自然环境和土壤环境获得生长发育所需光、热、水、气和养分的过程中，为满足其最大量需求而对土壤和作物采取的各种农艺措施或方法手段。不同农业发展时期应用的各种农艺措施或方法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该时期工具的发明，但工具的发明应用同样是由该时期的农学思想决定的。

　　原始农业时期，人类先祖在植物品种驯化中掌握适宜播种时间后，开始用木棒、石器屈土埋翻种子以保证能多出苗，说明人类先祖已经认识降水对植物生长的特殊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到耕土壤具有集纳雨水的作用，而火林狩猎的经验使他们认识到未开垦的处女地一般比较肥沃，火烧植被后的地块种植的植物生长茂盛的现象使人类先祖认识到除草和施肥的重要作用，于是在ā经历慢长时间发展到刀耕火种乃至锄耕火种。我们把人类先祖驯化植物的所有这些活动加以抽象就是古代甚至是现代的栽培学思想和技术，即一、掌握播种时间就是适期播种，二、刀耕就是古代播种前后或收获后进行犁地，以便疏松土壤集纳雨水有利于种子发芽出全苗，三、锄耕就是中耕除草，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植物对光、热、水及养分的吸收，无疑原始植物品种驯化的所有这些环节的活动过程已蕴含了古代农业思想，其操作方法手段已经构成了古代农业甚至现代农业的主要栽培技术。

　　然而，原始植物品种驯化使农业进入规模生产后，原始农业所应用的石刀、石斧等原始工具或实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业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已变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而炼铁业的出现和铁木制工具的发明使农业进入古代农业阶段。

　　据考古资料，巴比伦人发明炼铁法约在公元前2年左右，我国的炼铁技术发明则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1年～前221）或更早。而在希腊城邦国家建立的早期，木犁就已经装上了铁制的犁铧，罗马使用了轻便的弯辕犁。在公元1世纪左右罗马已有大麦、小麦的集穗装置，谷物加工机械也已出现，我国则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较为完善的的铁制耕犁，汉代初期铁犁向形式多样化发展，并且发明了犁壁装置和调节耕地深浅的犁箭装置，社会学家就此认为原始农业向古代农业的转变是人类野蛮时期向文明的过渡，显然这种认识过度夸大了农业工具进步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科学思想在农业发展进步中的核心主导作用。在进入铁木制农具为标志的古代农业后，由于我国的农学思想与西欧不同，我国与西欧各国走了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

　　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与畜力的使用，古代农业已由原始的粗放种植逐渐走向精耕细作。我国古代精耕细作技术奠基于战国与前汉时代，如《国语.齐语》就有，“及耕，深耕而及髀之，以待时雨。”的说法。从这这一时期开始，“顺天时，量地利”的农学思想不断深化，到汉代，汜胜之的区田法，综合应用了汉以前的深耕、施肥、密植、保墒、灌水、中耕除草、复种、轮作倒茬等一系列措施。因此耕种帮建议我国古代农业耕作水平在当时堪称世界合理农业的典范。古代农业的精耕细作，不仅表现耕作次数的增多，即播种前松耕土地，而后耕翻播种，作物收获后再深耕翻晒，而且要细致耙耱保墒，作物生长期间要不断中耕除草，作物不同生育时期不断施用不同的肥料和防止病虫害。我国古代可能多数地方降水较少，土壤肥力水平较低，精耕细作的效果较为显著，因此耕种帮建议我国古代农业应用的这些耕作技术对近现代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历代农学家推崇备至。精耕细作的经验技术认识推陈出新，历代整理出版的农学书籍之多为世界之冠。如战国时期的李悝曾提倡“尽地力”，他指出：“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又有《庄子》一书写道：“昔予为禾稼，而卤莽种之，其实亦卤莽而报予”，“来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餍飨。”讲的就是粗放耕种和深耕熟耨的产量结果迥异的认识。从汉代起到南北朝，我国北方已形成了“耕、耙、耢”一套防旱保墒的耕作体系。在施肥方面，我国第一个关于论述地力常新壮的学者是南宋的陈隽。他在自己的《农书》“粪田之宜”篇中说：“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陈募还记述了具体的沤粪方法。王祯《农书》“粪壤”篇也写道：“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敝气衰，生物不遂，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书中还记录了绿肥（苗粪）、压绿肥（草粪）、火粪、泥粪等的制备方法和适宜施用的土壤和作物。

　　中世纪的欧洲，随着农业耕作栽培技术的进步，农业工具的不断完善和动力的增加，土地开垦种植后，地力下降越来越明显，在精耕细作条件下，施用有限的有机肥料并不能保证地力常新而获得开垦时的地力高产量，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在当时的欧洲甚至现在，降水和光照足以满足作物形成产量的需求，同时从一个侧面说明精耕细作技术已并非是作物产量提高的关键技术，而土壤肥力水平高低才是决定作物高产的主要矛盾方面，改善构成土壤肥力因子的物质技术应是作物栽培的核心技术。由于古代农业未能发现这一肥力因子，也就无法通过农业手段经济有效地提高土壤肥力，因此耕种帮建议典型的欧洲古代农业走上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结合的道路，古代农业实行休闲、轮作并兼有放牧地的二圃、三圃以及四圃耕作制度，并向农业机械化发展。从欧洲农业的生产实践可以发现，在光热和降水较好的欧洲农业自然条件下，精耕细作技术对土壤地力的耗损是十分严重的，古代施肥无论从养分的种类和数量都难以弥补作物吸收土壤养分造成的地力耗损，而我国古代农业在施用有限有机肥的情况下，能保持地力常新而收获不减，这种事实正好说明顺天时，量地利农耕思想指导下的农业是维持自然土壤地力产量型的农业，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增产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古代精耕细作技术并不能充分发挥地力的最大生产潜力与提高地力潜力。从农业发展史的观点看问题，我国多数地方光、热和降水的生产潜力远高于现实产量的事实也表明，精耕细作是发展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技术，是最基础和一般的技术，天人合一农耕思想下的精耕细作栽培技术还不是协调土壤和作物生长发育的科学技术。